民国，是十分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这些在课堂上，流传着许多的“奇闻趣事”。

黄侃：我是名士，所以狷狂

黄侃是从章太炎，被称为“国学大师”，是“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的，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可以称为“大师”的。而他在课堂上，也是别具一格。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每讲到关键时刻，便卖个关子：“这个地方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次，到了时间，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学生，可黄侃迟迟未到。学生等了好一会儿，见老师还未来，便去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的人知道他名士的脾气又来了，便小心翼翼地找到了他，低下身子说：“先生，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不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上课时间是到了，可是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还未及时发放工资。于是教务处急忙跑去帮他领来工资，他这才去上课。

黄侃最最喜欢的事情可能就是开胡适的玩笑了吧。胡适提倡白话文，而他则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一次上课，谈论到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时，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对于黄侃的为人，很多人是不满意，因为他好色，狂狷，孤傲，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周作人曾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但无论如何，对于这么一位名士，他留给人们的，除了这些“奇闻趣事”之外，更有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就有多大的脾气，放在他身上，正是再合适不过了。比较可惜的是，他说五十之前不著书，可是还未到五十，他就离开了人世。

刘文典：民国风骨，狂傲不羁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一生最佩服的是陈寅恪。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有一次，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五个字就行了。众学生听得一头雾水，甚是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他讲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下午的课，要讲到五点多，才勉强结束。他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讲授《文选》时，往往一节课只讲一句，还上不完。一个学期过去了，《海赋》还只讲了一半。每每讲到得意时，就会高声吟诵，还要求学生跟着吟诵。对于不吟诵的学生，他并不责骂，只是说：“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他讲课时，吴宓总爱来听，坐在最后一排。他喜欢闭目讲课，讲到自己觉得独到之处，忽然抬起头，对最后一排的吴宓说：“雨僧兄以为如何？”这时，吴宓便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下面的学生窃笑。

刘文典虽然狂傲，治学却十分严谨。“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他的治学格言。他没有虚伪，没有假道学，一生诙谐，善谈笑。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他却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陈寅恪：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高山仰止，令人叹服。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时，是当时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常被成为“教授的教授”、“活字典”。他讲课时，吴宓是风雨无阻，每堂必到。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陈寅恪讲课的内容很广，宗教、历史、语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上课时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32年，清华大学在新生考试时，刘文典邀请陈寅恪出题目。陈寅恪匆匆出了一篇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外还有一副对子：“孙行者”。

看到这副对子，已经很久不作对子的莘莘学子一时懵了，一半以上都交了白卷。当时仅有一人对了“祖冲之”而得了满分，这人就是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当时很多人对清华大学还出对对子的题目，觉得清华食古不化，提出了批评。但陈寅恪却给出了四条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陈寅恪治学之广之深，不得不令人叹服，否则也不会说出“四不教”的话来。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学问家的广博，一个哲人的深邃，一个教师的责任。

乱世出英雄，民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三位大师“特立独行”，让我们见识到了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现那么多的“大师”。反观当今社会，我们确实缺少一些这样学问深厚、特立独行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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