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所著的武侠小说，时代背景涵盖了宋、元、明、清还有春秋战国，为什么就是没有唐朝呢?其实这个细节还是挺有意思的，难道在唐朝就不适合讲述江湖武侠的故事了么?应该不太会有这样的说法。不过这其中真正的原因或许已经无人能够解答了，唐朝最为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也是有着很多崇拜者。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唐朝时期的一些教派，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帖问道：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佛教徒(如少林高僧)、道士(如冲虚道长)、摩尼教徒(如明教教主张无忌)、回教信徒(如霍青桐便是一名回部女性)，为什么却没有提到一个基督教徒?

有人说，有啊，《鹿鼎记》里就写了传教士南怀仁与汤若望，《碧血剑》中也出现了几个葡萄牙剑客。可是，南怀仁与汤若望都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武侠世界中的江湖人物，不能算数。葡萄牙剑客倒可以说是江湖中人，但他们未必是基督教徒。

也有人说，因为基督教传入的时间比较晚呗，西洋传教士来华的时候，已经是热兵器时代，大侠们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火器之前，没法玩啊。这话不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大约在唐代贞观九年(635)，大秦基督教主教(唐人称之为“大德”)阿罗本就带着《圣经》与耶稣画像，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一路跋涉来到长安，并受到唐太宗的欢迎：“总仗西郊，宾迎入内”。

三年后，太宗皇帝下诏：“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高宗时，又“于诸州各置景寺……寺满百城”，十分兴盛(参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这就是唐代的景教，属于基督教诸教派中的聂斯脱里派。相传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就是景教信徒。

景教在大唐的传播，采取了入乡随俗、主动融入中国文化的策略，传教士自称“僧”，教堂称“寺”，并且尊重中国人的祖宗崇拜。传教士对《圣经》的转译也非常中国化，不妨来来看看唐代景教经书《序听迷诗所经》记述的一段故事：

“天尊当使凉风向一童女，名曰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依天尊教。当即末艳怀身。为以天尊使凉风伺童女边，无男夫怀妊。令一切众生见无男夫怀妊，使世间人等见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众生信心清静回向善缘。末艳怀后产一男，名为移鼠。”

这段具有佛教与道教风格的文字，说的可不是《搜神记》的故事，而是在描述《圣经》记载的基督耶稣诞生的神迹。文中的“天尊”，即是“上帝”的汉译;凉风指“圣灵”;“末艳”指圣母玛丽亚;“移鼠”就是耶稣了。

景教传入大唐的经过，曾被唐德宗年间的景教信徒“僧灵宝、僧内澄、僧光正、僧和明、僧立本、僧法源、僧审慎、僧宝灵、僧玄览”等人(从名字看，非常像是佛教僧人的法号)刻成碑文。明代天启年间，这块石碑在陕西出土，此即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天你到西安碑林参观，还可以看到这块石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还透露了唐代景教如何过圣诞节的信息：“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意思是说，唐代宗非常支持景教的发展，每年圣诞节，皇帝都会给大秦寺(景教教堂)赐香，并赐美食给景教徒。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朝的景教徒在过圣诞节时，会享用一顿大餐。今天美国人过圣诞节，不也是吃一顿有烤火鸡的圣诞大餐么?

不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一部是以唐朝为时代背景的，所以未写到大唐景教也是情理中事。

景教在唐朝传播了一百多年之后，到唐武宗时(公元9世纪)，由于皇帝发起“灭佛”运动，景教也受到牵连，自此一蹶不振。再经五代战乱，景教差不多在中土消失了，只在北方草原部族中尚有传承。《射雕英雄传》提到的铁木真义父王罕，历史上确有其人，是蒙古草原克烈部的首领脱黑鲁勒，他就是一名景教徒;拖雷的王妃也是景教徒。但金庸似乎都没有提及他们的景教徒身份。

南宋—元朝时期，即《射雕英雄传》与《倚天屠龙记》故事展开的年代，景教再度传入中土——这一次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先传播到南宋的港口城市泉州。

泉州是南宋海外贸易最繁华的口岸城市，史书说，“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周必大《文忠集》)泉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每一年都有无数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犹太商人，满载海货，从东南亚、阿拉伯半岛乃至地中海出发，来到泉州，景教便是随着他们传入泉州的。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来到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发现，“在(泉州)城里，人们还可以听到100种不同的口音，到那里的人中有许多来自别的国家。城里有很多种基督教徒，有些教徒还布道反对犹太人。除此之外，还有萨拉森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有自己的寺庙、屋舍的教徒，并住在城内各自的地方”;“基督教徒中有许多人是聂斯托里派(即景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和主教”;“当一个人行走在刺桐(泉州)的大街上时，仿佛觉得不是在蛮子人(西洋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的城市里，而是处在整个世界的一座城市中”。(雅各《光明之城》，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果说，外国人的记述并不可靠，有伪造之嫌疑，那么出土文物的说服力应该无可辩驳了。1905年，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任道远在泉州奏魁宫发现了一块元朝景教的尖拱形天使石碑，石碑上的十字架造型与风格非常特别。一位叫做伯希和的法国学者将任道远发现的景教石碑拍成照片，并公开发表，在欧洲史学界引发很大轰动。之后，泉州又陆续出土了多块十字架石刻和景教墓碑，海外史学界将这批十字架石刻命名为“刺桐十字架”。

已发现的刺桐十字架和泉州景教墓碑，基本上都是元代遗物，可以佐证元代泉州景教信仰之盛。学界也因此认为，泉州景教是随着蒙古人对泉州的征服而传播进来的。但此说可以商榷。

在泉州发现的景教墓碑中，年代最早的一块为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刻立，根据碑文，我们知道这是泉州一名自称为“戴舍王氏十二小娘”的景教女信徒，为合葬其“故妣二亲”(故去的两位婆婆)“郭氏十太孺、陈氏十太孺”而修建了坟墓，刻立了墓碑。恰恰这块元代遗物，可以证明南宋后期的泉州已经有景教传播，因为元朝至元十四年，又是南宋景炎二年，元军与南宋流亡政府正在泉州一带交战。而宗教的传播必有一个长期的过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出现景教的华人女信徒。南宋时泉州蕃商云集，带来景教信仰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刺桐十字架的出土之所以引发海外史学界的轰动，不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基督教在宋元时期泉州的传播，更是因为石刻风格的独特性。从这些景教石刻的装饰图案来看，既有传统的基督教符号，如振翅飞翔的天使形象、十字架，也中国佛教与道教符号，如华盖、瑞云、海水、火焰、莲花座;从十字架的造型看，既有希腊风格、拉丁风格的十字架，又有波斯风格、凯尔特风格、马耳他风格的十字格，而且，往往一块十字架石刻糅合了两种以上的风格;从石刻的文字看，既有汉文，又有拉丁文、八思巴文、突厥文、波斯文。如此“混搭”的宗教符号风格，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极罕见的。

毫无疑问，这些刺桐十字架正是宋元时期泉州海纳百川一般的开放性与包容度的见证。实际上，泉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刺桐十字架的独特风格上，还反映在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兼容并包上。如果穿越回到南宋—元代的泉州，你几乎可以在泉州城内找到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宗教：本土的儒家文化、道教、民间俗信以及最早完成中国化的佛教自不待言，还有景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亦即《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犹太教。各个宗教流派，汇集于此地，并相互融合。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中国才能够让各个宗教如此和谐地同城并存。

宋元时期，除了泉州，杭州、镇江等城市当然也有景教的传播。元代是继唐朝之后，景教在中土传播最为兴盛的时期，景教徒一支从陆路随蒙古人南下，一支则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元人将景教徒与传教士通称为“也里可温”，有学者根据《至顺镇江志》记载的元代镇江侨寓户口作过统计，发现14世纪镇江每167户侨寓户中，就是一户是“也里可温”。

张无忌生活在景教很活跃的元朝末年，那么在他结识的江湖朋友当中，出现几个景教徒，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景教徒，自然要过圣诞节。金庸之所以没有在他的小说中写到景教徒，可能是一种疏忽。

金庸晚年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疏忽，所以在修订《倚天屠龙记》时，简略补充了一点景教的内容：明教杨逍属下有天、地、风、雷四门，“天字门所属是中原男子教众;地字门所属是女子教众;风字门是释道等出家人，明教虽为拜火之独特教派，但门户宽大，释、道、景、回各教徒众均可入教，不必舍弃原来教门;雷字门则是西域诸外族人氏的教众”。(见新修版《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二回)

——那一句“明教虽为拜火之独特教派，但门户宽大，释、道、景、回各教徒众均可人教”，便是金庸老爷子增补进去的新文字。旧版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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